为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经济的积极影响，一份新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用于制定和加强吸引投资的政策以及制定融入生产发展政策的区域战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今天报告称，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流量连续第二年下降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 2023 年获得了 1843.04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数字比 2022 年的记录低 9.9%，但仍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该地区 GDP 的比重也有所下降：2023 年为 2.8%。然而，根据在智利圣地亚哥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2024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报告，该地区在全球 FDI 流动中的参与度（14%）高于 2010 年代的平均百分比（11%）。
研究表明，巴西（-14%）和墨西哥（-23%）这两个占总流入量最大国家获得的 FDI 流量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地区的结果。
在南美洲，秘鲁的 FDI 流入量急剧下降（-65%），而阿根廷和智利的 FDI 流入量则有所增加（分别为 57% 和 19%）。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得的投资也比 2022 年多（分别为 12% 和 28%）。在中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获得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哥斯达黎加（28%）和洪都拉斯（33%）的增长尤为显著，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圭亚那（64%）和多米尼加共和国（7%）的流入量增加。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陷入的三大发展陷阱中的第一个：低增长能力陷阱。为此，我们需要制定吸引投资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强调吸引投资，还强调投资建立后会发生什么，并将这些政策与各国及其领土的生产性发展政策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该领域的技术、运营、政治和前瞻性（TOPP）能力，”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在介绍研究的主要结论时表示。
就涉及的行业而言，2023 年 46%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服务业，尽管该行业的投资额低于 2022 年（-24%）。制造业连续第二年获得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9%），中美洲、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尽管巴西的流入量有所下降，但自然资源部门的流入量也有所增长（+16%）。
就外国直接投资的组成部分而言，再投资收益增长了 15%，占 2023 年流入量的近一半，而股权和公司间贷款分别下降了 22% 和 36%。
美国和欧盟是主要投资者，前者占总额的 33%，欧盟（不包括荷兰和卢森堡）占 22%。与此同时，中国减少了对该地区的投资。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海外投资下降了 49%，在 2022 年达到峰值后恢复到正常水平。
拉加经委会表示，除少数例外，外国直接投资继续集中在提供相对廉价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的行业和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指出，目标是在自然资源方面增加更多价值，以及向拥有更多熟练劳动力的行业多元化和扩大规模，并增加由此类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生产联系。
更具体地说，报告的第二章提出了 17 条指导方针，用于制定和加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作为该地区可持续和包容性生产发展的一个因素。
为此，报告分析了八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和乌拉圭）投资促进机构的经验，以及马来西亚、波兰、南非和土耳其等国在这一领域的举措，以及其他信息来源。
同样，鉴于将地域方法纳入生产性发展工作的重要性，该文件第三章基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六条促进次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指导方针。
José Manuel Salazar-Xirinachs 强调，除了制定吸引投资的政策作为生产性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外，各国还应以最高政治层面的治理安排为基础实施政策，并加强其 TOPP 能力。
同样，迫切需要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者参与制定和实施外国直接投资战略，以确保合法性、合作以及投资建立后的收益利用。
还必须为投资促进机构提供资源、合格的工作人员，并保证持续有效地促进投资；实施严格的政策、激励措施和附加条件监测和评估制度；制定政策和项目以加强商业环境，包括精心设计的激励措施和促进解决特定瓶颈问题的集群举措；并促进研发、人才培训和供应商开发活动。
此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到被视为该地区可持续生产发展优先事项的行业或领域也很重要。拉加经委会已提出至少 14 个工业、服务业和与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驱动行业。
其中包括制药和生命科学行业、医疗器械行业、ICT 支持的现代服务出口、护理社会、电子政务、能源转型、电动汽车、循环经济、生物经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以及可持续旅游业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努力必须包括部门和集群方法，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
拉加经委会坚持认为，拥有基础设施、生产能力、技能和一系列贯穿整个价值链的互补活动已被证明对于投资决策和后续利益至关重要。
最后，国家和地区议程必须以多利益相关方和多层次的体制安排为基础，以便利用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加强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能力和协调。